补充一个融县节孝（烈）祠源流问题

古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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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一个融县节孝（烈）祠源流问题

——基于民国廿五年刊《融县志》的史料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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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孝（烈）祠，它是旧时传统社会旌表节孝（烈）妇女的祠堂。对于节孝（烈）祠起源何时何地，由于史料之不足，实是无法确证。现仅依清代规定一说：在各省、府、州、县各建节孝祠一所，祠外建大坊，凡节孝妇女由官府奏准旌表的都入祀其中，春秋致祭。（见《清会典．礼部十．祠祭清吏司二》）如此可知，节孝（烈）祠绝非民间自发使之入祀的，而是由政府自上而下推动影响出现的。

      那么对于融县节孝（烈）祠的建址和源流问题，则须认真甄别考证。在其第七编人物列女一节，说到两处，一是节孝总坊，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建立于县城外南关桥之左；二是节烈总坊，清光绪十年（1884年）奉旨准建于南区潭头墟（今融安县潭头乡）。至于融县其它地方是否还存在建有类似祠堂，县志中则就没有提到了，在此从略。

       关于融县节孝（烈）祠的始建时间为何，经核考诸文献，均无所载，然对其建址及源流问题则有零星痕迹。仅案蒋励常《融县节孝祠记》有“融邑节孝祠，旧在至圣庙之东北隅”语。此文是记载融县节孝祠重建之事，如果弄清楚作文时间，那么我们就可以把握住节孝祠在重修前的一些情况。

       案《蒋励常诗文集校注》知，蒋励常于嘉庆六年（1801年）大挑，被列二等补融县训导一职。训导，即执掌地方教育方面事务者，属地方官员编制，《清史稿•职官志三》有：“儒学：府教授、训导，州学正、训导，县教谕、训导，俱各一人。” 在此依《岳麓文集》、《蒋励常诗文集校注》等文献作如是推理，一、节孝祠所记者，为妇女之节操，重修此者，须将职内事完成，即修整与学有关之建筑；二、蒋氏有《文昌庙碑记》（作于1801年）、《融县重修魁星楼记》（1801年至1805年间）；三、文中有“今年秋始克掇拾俸余”语。如上所述，可知蒋氏《融县节孝祠记》约莫作于1802年至1805年间。这样就可以知道融县节孝祠必定是在此期间重修的，之前的因年久失修毁圮，故此重修。

       依上述时间已明，那么节孝祠具体方位为何呢？又案蒋氏《文昌庙碑记》所载：“爰商之同官及绅士，于城中构祠。”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理顺，第一即关于前边提及的至圣庙，它即文庙之别称，而中国素有“北孔子，南文昌”之说，故此文昌庙即上述提到至圣庙；第二即作文时间，蒋氏《文昌庙碑记》有“皇帝御极之六年”语，依其子蒋啓徵、蒋啓敭《行述》：“辛酉大挑二等，补融县训导。”又凡大挑均在春季举行，蒋氏须过大挑后方才赴融任职，如是可知此文必定作于1801年下半年。

       综上所述，融县文昌庙于1801年在城中建设，那么原节孝祠就是应在城东北隅了（具体地点无考），其并于1802年至1805年间由蒋励常主持重修，后又圮废（具体时间无考）。至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县府才奉旨准建节孝总坊于县城外南关桥之左（今解放桥附近），后又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受水灾，祠毁仅余坊碑。

       以上，约略可称为融县节孝祠之源流。对于潭头乡节烈总坊则是于清光绪十年（1884年）奉旨准建，之前无所先例，故从略。

参考文献：

[1]龙泰任等纂.《融县志》[M].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5

[2]袁志成.《蒋励常诗文集校注》[D].广西大学.2003

[3]蒋励常.《岳麓文集》.[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

[4]赵尔巽等修.《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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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钟

此文，为读书后的一些感想。
  O- x; K$ ^9 W0 n/ l: k文是从另外一篇文章分割出来（之前的注释得放入文中，所以逻辑感觉有些乱了），觉得谈谈节孝祠的事，还是蛮有意义的，所以就贴出来。

$ B5 b+ f2 E; s, |  A& H* }写得不好，欢迎拍砖！#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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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老庚

文章主题简洁，值得一读。后生可畏啊！老庚这厢有礼了，

菜菜鸟

已拜读#167#

古钟

姚老庚 发表于 2014-6-24 10:16
文章主题简洁，值得一读。后生可畏啊！老庚这厢有礼了，

( j# p$ W/ ]  h7 w过誉了，就是单纯地去讨论个东西而已，逻辑有些混乱了，请多多包涵呐！
嘿嘿，倒是姚兄文章，读之让人击节而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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