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六点半，天刚泛白，街巷里已经有了炊烟的气息。这个时节的融水，总带着点湿润和温软的晨光，沿着老街一路走去，我循着记忆的香味，来到熟悉的滤粉摊前。
滤粉，是我们这边特有的米粉，也是我童年最初的美味启蒙。糯米和粳米混合浸泡，磨成细浆，再用特制的漏筛轻巧地在滚水中一划一晃，那浆条立刻变成一缕缕白嫩的米粉条，在热水中翻腾几秒后便熟透，捞起，装碗，热气氤氲，香味四溢。
摊主是一位五十来岁的苗家大姐，动作麻利，几乎脚不沾地地在灶前来回穿梭。她看我熟门熟路地走来，边翻动锅里的粉边问：“要几两？”
“一两，加一个烧蔗。”我答得利落。
她没再多说，点点头就继续忙碌了。一边煮着粉，一边转身往铁盘里翻了一个刚炸起不久的烧蔗，色泽金黄，油香扑鼻。烧蔗是我们这里的传统小吃，用猪网油包裹着猪肉末、香菇、葱蒜，煎炸得外酥里嫩，咬下去咸香四溢，是无数人心头的念想。
不一会儿，一碗白嫩软糯的粉便盛好放到台面上。我端着碗走向一旁的配料台，自行添加辣椒、头菜、酸豆、青豆、蒜蓉、花生粉等。红油辣椒浓烈，酸豆微脆，花生粉香醇，一层层铺在滚烫的粉面上，混着热气，香得人心口发痒。
坐在矮凳上，我小心地夹起第一筷，那粉条柔软中带着劲道，入口即化，汤汁和佐料融为一体，微辣中透着米香和酸香。每一口都像是含着一段时光，轻轻一咬，记忆便泛滥开来。
小时候家里清贫，滤粉是唯一的“外食”享受。每逢赶集，母亲牵着我穿过拥挤的人群，来到街上最热闹的滤粉摊。坐在木板凳上，等那一碗冒着热气的滤粉端上来，是我最幸福的时刻。母亲总爱说，“滤粉看起来简单，其实是个细致活，要浆磨得细，水温要正好，手法也要快准。”她说这话时带着一种欣赏，就像在赞一个手艺人，也像在叮嘱我做事要认真。
后来，我去了外地读书，再到更远的城市工作。滤粉这种食物，便成了故乡的代名词。偶尔在别处看到类似的米粉摊，总觉得味不对、料不全，吃着吃着便有些寡淡。只有回到家乡，坐在街角熟悉的摊子前，听着摊主用家乡话吆喝，热汤蒸汽扑上脸，才觉得人是真正回来了。
滤粉不贵，一碗7元，足够一个人吃得心满意足。可它的滋味，却远远超出了价格。它装的是土地的气息，米香、酸香、辣香，是这个县城的风，是赶集日的热闹，是湿润空气里的故事。
吃完粉，我习惯性地用汤匙刮干净碗底的汤，那汤浸了所有配料的香气，是最后的余味，也是这顿早餐的谢幕。我站起身，把碗放到回收台上，回头望了一眼摊主，她还在忙碌着，锅里的热水翻滚，一碗又一碗的粉不断起锅，摆上案板，递到食客手中。
我笑着轻声说：“还是你这味好，几十年没变。”她没听见，也许是太忙了。可这不要紧，我也并不是非要她听见。说出口，是对味道的肯定，更是对记忆的回应。
滤粉没变，我也没变，变的只是岁月、远方、归期。
有人说，一碗粉能有什么了不起？但我们这些漂泊在外的游子知道，有些味道，是你走再远都无法复制的。滤粉之于我，不止是味蕾的满足，更是一种身份的确认——我是融水人，我的味觉，是这片山水养成的。
太阳越升越高，摊前的人渐渐多了起来。穿校服的学生、赶早市的老汉，还有一对牵着孩子的年轻夫妻。大家坐在塑料凳上，大口吸粉，小声交谈，热气在人群中升腾，那些琐碎的生活气息，就这样，在一碗碗滤粉里，被妥帖地安放了下来。
我起身告别，走出街口前，再回头看了一眼那冒着热气的小摊。那不是普通的早餐摊，那是一条通往童年的小路，是我味蕾上永不褪色的记号，是乡愁最直接的表达。
每一次回家，我都要来这里吃一碗滤粉。不为填饱肚子，只为与自己和故乡，再次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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