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杨波：不是音乐是什么？——话说中国PUNK

倾听者

1.
《自由音乐》还在时﹐非常普通的一天﹐这样普通的日子还有很多。那天﹐我收到来自陕西咸阳实验中学几个高中生搞的实验音乐﹐小样﹐封面的字是用骨头拼成的﹐钢笔。他们在信里说一定要得到回复﹐问是否除他们之外国内还有用非正规乐器演奏的乐队﹐并要求下一期的《自由音乐》所附磁带中再选一首盘古的歌﹐并想知道《自由音乐》和《我爱摇滚乐》两本杂志的标志是什么含义﹐为何相互打了颠倒。这支名为“死亡之蛆”的乐队认为“吉他里出不来自由”﹐所以他们的乐器是桌面﹑瓶子和锯条﹐在他们自诩的“大友良英式小样”──“刀大杀人多”中他们吼叫出“这个社会是一堆大便”和“我们都是变态狂”这样的歌词﹔他们说站在渭河边就会很愤怒﹐还讲述了自己一角一角攒钱买电池的辛苦。这样的例子还有四川一个痛恨一切的女孩﹐她完全用Diamanda Galas的方式演唱了一首歌寄给我﹐她在电话的那边说﹕“我的身体不好。在这里我没有什么朋友﹐我也不需要什么朋友。我没有什么钱﹐所以没有设备录出好些的音质。”
2.
据我所了解﹐第一次对音乐感到牵心扯肺的每个人﹐都正陷于爱情带来的灾难之中﹐谁也知道﹐这场灾难不会马上结束。在这场风花雪月且绵绵无期的过程里﹐音乐真他妈的成了一回事﹐成了一种附送隐形呼吸面罩的神奇气体粒子结构﹐成了魔术般的精神针灸学说。它像蘑菇培养基中迅速延伸的菌丝﹐在人们巨大的生活里﹐它找到了蔗糖﹐找到了粪尿﹐像什么万能的妖物一样展开了猎猎的彩袍﹐一边用锋利的脚爪做出下扑的凶恶动作﹐一边喵喵叫着，伸出舌尖﹐泌出体液。在这种威胁和诱惑下﹐各类热爱音乐的人终于找到了足够去忙的事﹐幸运地避开了无聊魔鬼的暴虐。
在这个没有宗教传统的国家﹐在这个文化空置﹑道德狰狞的国家﹐从每星期三节马克思主义修正教程里回家后的性压抑少年灵魂像蒙克的嚎叫者一样张开了饥饿的喉咙。在初中的时候﹐我除了高明俊﹑邓丽君和Michael Jackson之外找不到任何有真正精神力量的东西﹐至少在当时学校﹑家庭和社会环境所提供给我的生活范畴之内﹐甚至﹐在他们眼里﹐高明俊﹑邓丽君和Michael Jackson都是有罪的﹐少年意欲世界本能体现出的胃口在体制的限制下几乎只被允许吞下以麻将为轴心的邻里关系﹑皆大欢喜的春节联欢晚会﹑手抄的《蒙娜日记》﹑不小心瞥到的满天夜星﹑条目清晰的政治课本﹑具备“完美经验”的上辈训诫和对鲁迅后院种种杂草的幻臆。
一个人苦闷可以﹐但不可以压抑﹔因为前者是思考造成的﹐后者则是不思考造成的﹐是空虚和无聊的结果。现代中国的教育体制﹑文化状况及名利至上的道德谱系决定了数以亿计的压抑少年﹐圈养催肥式的学校生活没有为他们留下任何闲暇去萌生独立价值观的芽蕊﹐化善恶为利害﹑完全物化的社会道德尺度则像一堵大墙﹐遮住了少年可能向自我精神体系投去的哪怕一瞥﹐或为专政服务﹑或为庸俗撑腰的主流文化之泥则封实了上述可能还会为自由之心灵残留的一丝细缝。但压抑是压抑不住的﹐在如被窒息后的挣扎般对压抑的突破过程中﹐就算有幸解脱的青年﹐也必须去承受压抑之罪。就像从监牢中夺路而逃的犯人﹐在恐惧和怨恨之火中焚得巨痛的心﹐以及被残酷的牢狱生活伤害的羸弱身体﹐这一切都会极大地限制及削弱他所奔赴的“自由生活”的质量。 如果说这种“自由生活”的重要表现是对精神家园的向往﹐其客观行动是对艺术的作为的话﹐对这几年国内青年地下音乐从行动到意识层面的分析﹐应是对以上说法最好的验证。
3.
1999年下半年﹐具体日期我已不记得了。一个来自湖南的小伙子来办公室想和我谈谈﹐拿着自己的小样和诗歌。小样在机器里所发出的大量嘈杂的声音盖住了吉他声和演唱。他说为了让声音录得清楚些﹐这个小样是闷在被子里面录的﹐他们已经没有其它办法了。我问了一些他生活方面的事﹐他垂着头﹐双手抠着膝盖﹐不愿多说什么。这是一个异常内向﹑头发灰暗﹑瘦弱而貌丑的青年﹐这样的性格没办法激起我和他交谈的兴趣。一年后他给我投来一篇名为《自由何时付诸行动》的稿子﹐这篇文章的结尾一段是这样的﹕
“这样想吧﹐我满可以枕着音乐一梦黄梁﹐是啊﹐汉语没有自由﹐音乐的屁眼又肥又大﹐搞吧。没有社会效益的朋克我毫无兴趣。音乐留给焚膏续冕的乐评写手﹐耐着性子留着长发的叛逆工作者去养家糊口﹐节衣缩食扶建短嘴的唱片工业﹐喂饱打口贩子的家电﹑家具的乐迷彻夜感动垂涕噩梦般的青春吧。自由音乐。五四的骨灰《人民日报》自由地断章取义的纪念社评﹔知情****的子弹和血腥的人们在卡拉OK﹑麻将声﹑床第声﹑纸币摩擦声中悠闲地卸下遗忘。音乐自由。十一游行庆祝福利发放﹐下岗职工堵塞交通才扯了扯生存的脊梁。以下这段选自《新村杂感》﹐我不知道作者是谁﹐写的是什么──‘家里有火的呵﹐不要将火放在隐蔽处搁着放在我们能见到的地方﹐并且通知说﹐这里有你们的兄弟。’”
4.
将讨论的范畴只拘囿在近几年──从朋克开始并以朋克为主的地下音乐场景。从1998年到2000年我主编了《朋克时代》﹑《盛世摇滚》和《自由音乐》几套有声杂志﹐作为“当局者”﹐以及通过大量信件和其它方式与无数自诩的“朋克青年”的交流﹐我获得了可以在此发言的体验。而《自由音乐》被迫停刊后我这两年的思考﹐亦提供给我“旁观者”的冷静。
我想在展开谈论之前首先要确定一下音乐究竟是什么。
叔本华说过并被尼采引证──文学和绘画等艺术形式是对客观世界的拷贝及伸延﹐而音乐则是对人意欲本身的拷贝和伸延。这种纯唯心的定位界定了三件事。首先﹐音乐是个人的音乐。无论音乐的作者还是听者﹐他作为个体仅可从个人的意欲线索和智力界域去表达与感悟音乐﹐同一个旋律在一万个操作者手中转为一万种变奏﹐同一支曲子在一万双耳朵那里变成了一万首。缘于人与人意欲的不同﹐作为完全意欲之产物的音乐﹐它在某时某刻﹐具备鲜明局限性的道德或情绪场景中可能对个人来说是明确的﹐而对集体则始终是模糊的──这导致第二点﹕音乐绝非语言和场景﹐它是多维甚至错乱的精神产物。在相同的原因下﹐我们得到了第三点﹕音乐很难从其引领或建筑的﹐浑浊不清的精神范畴中一步跨向行动本身﹐它只能是在行动边缘发出无意义鼓噪声的无形蛤蟆﹐音乐本质上游离于客观世界之外的话语方式已决定了其和行动间逻辑关系的断裂。
同时﹐音乐必须携上的可享受性使它在社会文化体系中扮演的角色更为可疑。它先天卸除了它和个人精神世界对话时的客观屏障﹐就像直接注入血管的针剂﹐安抚﹑欺骗或怂恿那卑微而苦闷的灵魂。它的效用是如此直接﹐它的“简便易行”一方面让多数迟钝或疲惫的意欲胃口吃个傻饱﹐一方面则成为被权力机构﹑政治团体或某种文化现象时时加以利用/玩弄的傀儡﹔然而﹐又因其很难用那不明所指的语句来掀动起任何激烈极端或指向确定的情绪﹐它的可利用性总被不得不局限在无关利害的边缘地带。这里可以拿出歌曲这个将语言和音乐凝合的特例﹐似乎﹐歌曲成功地用明确的语言颠覆了含糊的音乐﹐一方面完成了语言的表达意义﹐另一方面则发挥了音乐的娱人魅力﹔那么﹐需要提问的是﹐如果歌曲置前的一方是歌词的话﹐为什么不干脆在舞台上朗诵呢﹖歌曲不过是分化而绝非否决了叔本华对音乐的定位。如果将歌曲理解为拥有旋律和节奏的诗歌﹑煽动演说或催情的黄段子﹐不如说它是附上蹩脚解说词的旋律和节奏。20世纪初以来从爵士乐﹑摇滚乐到流行乐的大众音乐浪潮即以歌曲的泛滥为其标志之一﹐其关键原因就在于歌曲降低了音乐对听者意欲/智力方面的要求﹐成全了大众音乐的商业化操作──因为大众总是庸俗的﹐总是愚昧的﹐大众不需要去体会﹑理解和思索﹐大众只需要被告诉﹑命令和娱乐﹐大众的艺术审美观只有在面对意义明确﹑形式简单的作品时才会运转﹐例如言情小说﹑好莱坞电影和流行/摇滚歌曲。

5.
在广东﹐我所认识的热爱西方现代音乐的人中我认为有两个家伙的“耳朵最厉害”﹐就是说他们听的音乐面最广﹐并已将耳朵深深地插入了那些位于现代音乐边缘地带的先锋/实验音乐之中。只说其中一位（更偏爱先锋电子乐和工业噪音）25岁的男子﹐他在一所三流初中任教生物。
去年初﹐他向我诉苦﹐说学校里那些十三四岁的小丫头已经“一点脸都不要啦”﹐无论你用怎样“厉害”的话去“骂”她们﹐她们都“毫无反应”﹐但是﹐先锋乐迷的脸色略缓了一些﹐有一次他“真的被惹火了”﹐“当着全班人的面”﹐他说﹕瞧你那张全是痘子的丑脸﹐将来做鸡都没人招﹗这下﹐那个小丫头竟然哭了起来﹐他问﹕你知道为什么吗﹖他回答﹕因为你说她什么她都不在乎﹐但你如果说她长得不漂亮﹐那她就彻底完啦﹗他吁了一口气﹕你说﹐一个十三岁的女生──我打赌她已经不是处女了──觉得唯一重要的事就是自己是否漂亮﹐这样的人长大不是人渣是什么﹖这样的人现在就应该人道毁灭﹐活着纯粹在浪费粮食。
──在学校你最重要的事是什么﹖
──我每天都在想﹐
临走时﹐先锋乐迷半回过头﹐侧面隐到影里﹕
──怎么才能搞死他们。